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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绑架罪之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8年6月29日  来源: 萧山刑事律师     http://www.rliata.com/

关键词: 海峡两岸 绑架罪 比较 研究
内容提要: 海峡两岸刑法同属中华法系,有着相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两岸刑法关于绑架罪的立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35789;?#21516;中有异。本文从立法规定、构成要件、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之区分、刑罚适用等方面对海峡两岸刑法中的绑架罪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两岸绑架罪刑事立法的设想。
一、海峡两岸绑架罪之立法比较
  (一)大陆刑法绑架罪立法概况
  绑架是近现代西方社会一种常见的犯罪,在旧中国更是黑社会惯盗悍匪常用的劫财勒钱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大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这种案件,可以说掳人勒赎在新中国已几近绝迹,所以,从1954年起草刑法至1957年草拟的刑法草?#20613;?2稿,以及之后陆续修改的草稿(共33稿),?#27982;?#26377;规定这类犯罪。1979年7月1日通过、7月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1363;?#31532;33稿基础上起草的,也没有设1绑架罪这种罪名,更没有规定此类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百万、亿万富翁在中国大地也已见惯不惊,这就为以勒索财物或者获取其他不法利益为目的的绑架罪的死灰复燃创造了客观条件。加之西方一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侵入,澳台黑社会组织向大陆的渗透,绑架这种?#29616;?#30340;犯罪在我国大陆开始潜滋暗长,?#39029;?#26085;益猖獗之势,不仅?#29616;?#22320;威胁着广大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鉴于此,大陆立法机关于1991年9月4日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32602;?#20854;中增设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两个新罪,两罪的法定刑也完全相同。
  1997年刑法修订?#20445;?#32771;虑到绑架罪的司去实?#26159;?#20917;,立法机关将原来?#27602;?#23450;?#20998;?#30340;绑架勒索罪修正为绑架罪,其外延包括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24418;琜1]从而形成了大?#36739;中?#21009;法第239条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条第2项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21202;?#21069;款的规定处罚。”

  (二)我国台海刑法中掳人勒赎罪立法概览
  掳人勒赎罪规定于我国台湾?#20013;?#21009;法典分则第33章之中,共有2个条文,即第347条的普通掳人勒赎罪和第348条的掳人勒赎结合罪。
  所谓普通掳人勒赎罪,是指?#24418;?#20154;意图勒赎而掳人的?#24418;?#27492;为掳人勒赎罪的?#35805;?#29359;、继续犯和实害犯。
  所谓掳人勒赎结合罪,是指?#24418;?#20154;犯掳人勒赎而又故意杀害被害人或者?#32771;?#34987;害人的情形。此为掳人勒赎罪的?#35805;?#29359;、实害犯与结合犯,结合形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掳人勒赎而杀害被掳人;另一种是掳人勒赎而?#32771;?#34987;掳人。需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刑法中的掳人勒赎结合罪没有处罚未遂?#20613;?#35268;定,故唯有既遂状态,犯罪才能成立。

  (三)立法之比较
  就绑架罪的罪名设置而言,大陆刑法典关于绑架罪的规定虽然只有一个法条,但理论界对于这一法条所确立的罪名,?#35789;侵?#35828;纷纭。归?#21892;?#26469;,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绑架罪是涵盖大陆刑法第239条两款内容的罪名,[2]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16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持这一态?#21462;?#31532;二种观点则主张,大陆刑法第239条包括绑架勒索罪和绑架人质罪(或绑架罪)两个罪名。具体而言,第1款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24418;?#21644;第2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24418;?#20026;绑架勒索罪;第1款中“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24418;?#20026;绑架人质罪或曰绑架罪。[3]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大陆刑法第239条共规定了三个罪名,其中第1款包括“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绑架勒索罪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绑架罪;第2款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偷盗婴幼儿”的?#24418;?#24212;独立为偷盗婴幼儿罪。[4]而与大陆刑法理论界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刑法学界对于绑架勒赎罪的罪名确定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均认为台湾刑法典所规定的绑架罪共有两个罪名,即掳人勒赎罪和掳人勒赎结合罪。
  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关键?#25925;窃?#20110;两岸刑法关于绑架罪立法规定的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分则采取的是“小章制”模式,而大陆刑法分则采取的则是“大章制”的体系结构,受此影响,大陆刑法关于绑架罪罪状的规定相对于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来说较为简略,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的规定则较为详尽、丰富。此其一;其二,大陆刑事立法的传统?#20613;?#24605;想是“宜粗不?#35772;浮保?#36825;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刑法法条的内容能够尽可能包容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犯罪现象,以使刑法的规定不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很快滞后。但这一?#20613;?#24605;想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却有冲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内涵,由此出发,法条内容应尽可能的明确、具体。尽管1997年刑法修订?#20445;?#23452;粗不?#35772;浮?#30340;传统立法?#20613;?#24605;想在?#20013;?#21009;法中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这一观念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加之立法?#38469;?#31561;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大陆刑法典对罪状的规定相对于过去而言有很大的改善,但和台湾刑法典相比,仍然比较?#36136;瑁?#36825;也是导致大陆学者对绑架罪法条所规定的罪名出现认识?#31995;?#20998;歧的主要原因。因而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完善刑事立法,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在周密考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刑法的规定具体化。其次,由于罪名的设置事关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从健全法制、确保法制的统一和实现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角度出发,罪名应尽可能由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予以明?#23613;?#36825;样,一方面可以防止最高司法机关因认识?#31995;?#19981;一致作出相互矛盾的司法解释,致使司法机关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同样?#26723;?#25105;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注意。
  对于大陆刑法学界关于大?#36739;中?#21009;法第239条所包含的罪名的三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该条所规定的绑架?#24418;?#23454;际上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为勒索财物而实施的绑架罪,另一种是为绑架人?#35782;?#23454;施的绑架罪。这两种情形尽管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绑架”?#24418;?#20294;在主观目的上两者却迥异其趣。前一种情形?#24418;?#20154;的目的重在索财,后一种情形?#24418;?#20154;?#35789;?#20986;于其他非法目的,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宗教等目的,因而大陆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两种情形之罪?#36866;?#26377;差异的。罪质不同,罪名自然应当有异。所以,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全面地?#20174;?#20102;立法意图。不过,在新的司法解释?#28304;?#20316;出肯定以前,无论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24418;?#36824;是出于其他目的的绑架人质?#24418;?#37117;应以绑架罪一罪论处,这是由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至于我国台湾刑法学界所确立的掳人勒赎结合罪,很显然是普通掳人勒赎罪与故意?#27604;?#32618;或者?#32771;?#32618;的结合犯罪形态。第一种结合形态即普通掳人勒赎罪和故意?#27604;?#32618;的结合,在大陆刑法典中是作为绑架罪的加重犯罪构成加以规定的。第二种结合形态即普通掳人勒赎罪和?#32771;?#32618;的结合,在大陆刑法典中却没有涉及。根据大陆刑法理论,这种情形应当以绑架罪和?#32771;?#32618;两个罪名实行数罪并罚。两岸的这两种不同规定和做法,哪一?#25351;?#31526;合犯罪构成原理呢?
  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的规定是比?#23777;?#23398;的。根据刑法基本原理,结合犯是指数个在法律上独立而罪名不同的故意犯罪?#24418;?#30001;另一个法律条款把它们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犯罪(或称第三罪)的情况。结合?#20613;?#25104;立必须具备以下特征:第一,所结?#31995;?#25968;罪必须是刑法上有明文规定的独立犯罪?#24418;?#31532;二,数个独立的?#24418;?#24517;须触?#20613;?#26159;数个不同的罪名;第三,数个罪名必须都是故意犯罪;第?#27169;?#25968;个罪名由另一法律条文加以结合,成为新罪,?#27492;?#35859;第三罪;第五,数个罪名结合成为新罪以后,它们各自失去原有的独立性而成为新罪的构成要件;第六,结?#31995;?#26032;罪是单纯一罪,不是数罪,也有称为特种一罪的。[5]?#28304;?#35266;之,掳人勒赎罪和故意?#27604;?#32618;、?#32771;?#32618;都是我国台湾刑法?#31995;?#29420;立犯罪,罪名相异且均为故意犯罪,通过新的刑法条文的规定,是完全可以将其结合起来构成一?#20013;?#30340;独立犯罪的。而大陆刑法典由于没有规定绑架罪的结合犯形态,致使下列两个问题难以合理地解决?#28023;?)大陆刑法典第239条第1款第2档关于绑架罪加重?#20613;?#35268;定,将绑架中致人死亡和故意?#27604;?#20004;种情形不加区别地一视同仁,显然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合。因为,绑架中过失致人死亡和故意?#27604;?#20004;种情形,尽管最终都出现了他人死亡的结果,但?#24418;?#20154;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由此表明?#24418;?#20154;在这两种情形下的主观恶性程度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也有差异,而将这两种情形同等?#28304;?#33258;然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2)绑架?#24418;?#19982;?#32771;樾形?#20043;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牵连关系,对于绑架中又实施?#32771;樾形?#30340;,以绑架罪的加重构成犯处理自然不合理。可由于大陆刑法典没有设置绑架罪的结合犯形态,?#28304;司?#21482;能以数罪实行并罚。而如果?#24418;?#20154;实施的绑架?#24418;?#21644;?#32771;樾形?#22343;属情节?#35805;悖?#24182;罚?#20445;?#26080;论是对绑架罪还是对?#32771;?#32618;都不可能适用其最高的量刑幅度,按照大陆刑法典第236条和第239条的规定,?#28304;?#33267;多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实际上,这种情形的社会危害程度并不比绑架又故意?#27604;?#30340;情形轻,后者可以判处死刑.而前者却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这样,同样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相悖。而我国台湾刑法典关于掳人勒赎结合罪的规定模式则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所以,笔者建议,大陆刑法典在今后修订完善?#20445;?#26377;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刑法典的做法,考?#31363;?#35774;绑架罪的结合犯罪形态。

二、两岸绑架罪构成特征之比较
  (一)主体特征之比较
  对于绑架罪的主体,两岸刑法均规定为?#35805;?#20027;体,但对于绑架罪的刑事责?#25991;?#40836;,大际刑法的规定是16周岁,而台湾地区刑法的规定则是14周岁。众所周知,绑架罪是一种相当野蛮残忍的?#29616;?#21009;事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故意?#27604;?#32618;、抢劫罪和贩毒罪等?#29616;?#21009;事犯罪,而按照大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实施故意?#27604;?#32618;、抢劫罪和贩毒罪等8种?#29616;?#21009;事犯罪要负刑事责任,而实施绑架罪却不以犯罪论处,那么,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24418;?#20154;如果在绑架过程中又实施了杀害被绑架人?#24418;?#30340;,又应?#27604;綰未?#29702;呢?如果?#28304;?#36861;究?#24418;?#20154;的刑事责任,这无异于否定了刑法所规定的绑架罪的刑事责?#25991;?#40836;,因为这种情形是作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规定在大?#36739;中?#21009;法第239条第1款第2档之中的;而如果不让?#24418;?#20154;?#28304;?#25215;担刑事责任,又等于否定了总则关于故意?#27604;?#32618;刑事责?#25991;?#40836;的规定。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令司法机关进退维谷的尴尬情况,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大?#36739;中?#21009;法关于绑架罪刑事责?#25991;?#40836;的规定不合理。刑法确立相对责?#25991;?#40836;段的人负刑事责任?#27573;?#30340;重要理论根据在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一些大是大非、社会危害很大的危害?#24418;?#24049;具备了辨认和控制能力。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27604;誦形?#20043;社会危害性与?#35805;閔比誦形?#30340;社会危害性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大陆刑法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对故意?#27604;?#32618;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绑架罪却无须承担刑事责任,显然有失罪责刑的均衡;二是绑架中又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这种情形的罪质,既不完全同于?#35805;?#30340;绑架罪,又有别于?#35805;?#24773;形下的故意?#27604;?#32618;,理应另设罪名予?#28304;?#32622;,而大?#36739;中?#21009;法却仍将这种情形作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加以规定,无论是从罪数理论还是犯罪构成原理方面分析考察,都难免令人困惑。而若按照台湾刑法的做法,将此规定为结合犯,上述困惑也就迎刃而解。所以,这再次表明,大陆刑法关于绑架罪罪名的设置和刑事责?#25991;?#40836;的规定,确有改进之必要。

  (二)主观特征之比较
  根据大?#36739;中?#21009;法第239条的规定,绑架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绑架罪。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347条则规定,掳人勒赎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意图勒赎”。这里,“意图”即期望,属于人类内心之观念情态,故我国台湾学者将其称为主观违法要件,以与作为责?#25105;?#20214;的故意相区分。称“勒赎”即不法勒令他人交出财物以取赎之谓。申言之,即勒索令提出财物,以回赎被掳人,而回复其生命安全与身体自由者而言。称“意图勒赎固不以果得勒赎之目的为限,然必须?#24418;讼?#20855;有勒赎之意?#36857;?#32780;后为掳人之?#24418;?#32773;,始?#35772;?#24403;。[6]
  可见,两岸对于绑架罪主观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26082;?#20026;只有在直接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绑架?#24418;?#25165;有可能构成绑架罪。但是,对于绑架罪的主观目的的内容,两岸刑法典的规定以及学者的见解就有所不同了。大陆刑法典规定绑架罪的主观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为勒索财物,另一种是为了获取其他不法利益,这?#21046;?#20182;不法利益是就非财产性利益而言的;而我国台湾刑法所规定的掳人勒赎罪的主观目的的内容则只有一种,就?#25250;?#32034;财物。因而我国台湾刑法中所规定的掳人勒赎罪以侵犯财产法益为根本特征,而大陆刑法所规定的绑架?#24418;?#25152;指向的对象可以与财产毫无关系,这也是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陆刑法第239条只规定了绑架罪一个罪名的司法解释?#26723;?#26015;酌的一个原因。不过,从世界各国发生的绑架案件来看,绑架罪的?#24418;?#20154;实施绑架?#24418;?#30340;目的,的确并非都是为了勒索财物,有的纯粹是为了达到满足?#24418;?#20154;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26102;?#32773;认为,大陆刑法关于绑架罪主观目的的规定,比我国台湾刑法的规定更接近绑架案件的司法实?#26159;?#20917;。我国台湾刑法有必要在今后的修改中,根据绑架犯罪活动的发展变化趋势,对绑架罪的主观要件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充实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使之适应现代生活惩治绑架罪的需要。
  (三)客观特征之比较
  绑架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如?#21361;?#36825;在两岸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归?#21892;?#26469;,大陆学者?#28304;?#20027;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21592;?#32465;架人安危的忧虑,而使用暴力、?#36130;?#25110;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30423;?#25511;制他人。[7]
  第二种观点认为,绑架勒索罪(?#35805;?#25324;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24418;?#22312;内——笔者注)的客观方面表现为?#21592;?#21147;、?#36130;?#25110;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或偷盗要幼儿的?#24418;8]
  第三种观点认为,绑架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24418;?#20154;必须实施了绑架他人并勒索赎金的?#24418;?#32465;架他人与勒索赎金缺一不可。[9]
  第四种观点则针对主张绑架勒索罪在客观方面既应有绑架?#24418;?#20063;应有勒索?#24418;?#30340;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上述观点显然有悖立法精神,因为立法精神在于:只要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并?#28304;?#20026;目的支配实施完绑架?#24418;?#23601;已具备该罪的法定全部要件;法律明文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即可构成犯罪,说明法律认为,勒索目的只需有绑架?#24418;?#21363;可认定,没有理由认为“绑架勒索”中“绑架”与“勒索”都是指实行?#24418;?#22240;而与勒索目的对应相等的勒索?#24418;?#21482;是犯罪情节,而非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的?#24418;10]

  我国台湾刑法界对于掳人勒赎罪的客观要件同样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主张,掳人勒赎罪在客观方面只要有“掳人”的?#24418;?#21363;可,至于?#24418;?#20154;是否实施勒索财物的?#24418;?#20110;掳人勒赎罪的成立无碍。这里,所谓“掳人?#20445;?#21363;掳掠人之身体,使人于?#24418;?#20154;?#30423;?#25903;配之下,而丧失其行动自由之谓。[1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本罪之?#24418;?#20026;掳人而勒赎。所谓掳人乃谓掳掠人身,使被掳者脱离其原来之所在,丧失行动自由而移置于?#24418;?#20154;?#30423;?#25903;配之下而言。换言之,即以强攀、?#36130;?#25110;诈术、恐吓或其他不正方法,使被掳者离开其原来处所,而将其移置于自己?#30423;?#25903;配之下。至于掳人?#24418;?#31995;违反被掳人之意志,抑或得其承?#25285;?#22343;与本罪之成立无关。所谓勒赎系指勒令被掳者之?#23376;?#25552;供金钱或其他财物,以赎取被掳者之生命或身体自由。[12]
  可见,两岸关于绑架罪客观特征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绑架?#24418;?#31350;竟是一种单一?#24418;?#36824;是一?#25351;春閑形?#36825;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从两岸刑法关于绑架罪的规定来看,绑架?#24418;?#37117;只能是绑架(或者说掳人)与勒索或者绑架与提出不法要求两个?#24418;?#25152;结合而成的?#26149;閑形?#21542;则,将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将绑架?#24418;?#35270;为单一?#24418;?#20197;下两个问题将难以解决:一是犯罪中止问题。按照单一?#24418;?#35828;,?#24418;?#20154;一经实行绑架他人或偷盗要幼儿?#24418;?#29359;罪即告既遂,?#24418;?#20154;?#35789;?#33258;动放弃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24418;?#20063;没有成立犯罪中止之余地,这不仅不合情理,也与刑法设立犯罪中止制度的目?#21335;?#24038;。二是共同犯罪问题。司法中,有的?#24418;?#20154;在其他犯罪分子实施了绑架?#24418;?#21518;,中途参与实施勒索他人财物的?#24418;?#23545;于此种情况,如果按照单一?#24418;?#35828;,显然不能按绑架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因为?#24418;?#20154;的?#24418;?#23646;事先无通谋的事后?#24418;?#23545;于事前无通谋的事后?#24418;?#26500;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定罪处罚,不构成犯罪的,以非罪处理。但对于这类情况?#35805;?#32465;架罪的共同犯罪处理,于理于法显然都难以成立。[13]实际上,?#35789;?#26159;主张单一?#24418;档?#23398;者也认为,“其于掳人后待赎中,其犯罪?#24418;?#20035;属继续进行中,在此期间参与勒赎之?#24418;?#32437;未参与之掳人?#24418;?#20134;应成立本罪之共同正犯。”[14]
  一言?#21592;?#20043;,?#26263;?#19968;?#24418;?#35828;”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很难以一贯之的,而?#26696;春閑形?#35828;”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绑架罪认定中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这一?#26149;?#24418;式的绑架?#24418;?#21602;?
  首先,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种绑架?#24418;?#36825;里的“绑架?#20445;?#26159;指?#24418;?#20154;?#21592;?#21147;、?#36130;取?#40635;醉或者其他方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24418;?#30446;前大陆绝大多数刑法学论著都将绑架的方法限定为基力、?#36130;取?#40635;醉三种方法,笔者认为,这有失片面。因为,从司法实践来看,?#24418;?#20154;采取欺骗的方法,将被害人骗到一定场所后关押起来,然后向被害人的近?#36164;?#31561;有关人员索取财物,这种情形无疑应当以绑架罪论处,而如果将绑架?#24418;?#23616;限于暴力、?#36130;?#25110;者麻醉三种方法,上述情形将难以?#26082;?#23450;性,无疑会放纵犯罪分子。?#28304;耍?#25105;国台湾学者也大多认为,其掳人之方法,并无限制,以强暴?#36130;?#20026;之者固可,即以诈骗引诱使人人于?#24418;?#20154;?#30423;?#25903;配之下者,亦无不可。[15]
  其次,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还表现为勒索财物的?#24418;?#25110;者提出不法要求的?#24418;?#25152;谓“勒索财物?#20445;?#26159;指以杀害、伤害被绑架人或者?#21592;?#32465;架人造成其他损害相威胁,强令与被绑架人?#21009;?#23450;关系的人交付财物的?#24418;16]所谓“提出不法要求?#20445;?#26159;指?#24418;?#20154;以绑架被害人为人质,向与被害人?#21009;?#23450;关系的人提出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的要求的?#24418;?#21202;索财物的?#24418;?#25110;者提出不法要求的?#24418;?#26082;可以只实施其中一种,也可以是?#24418;?#20154;在绑架他人后,既勒索财物也提出不法要求。但须注意的是,勒索财物或者提出不法要求的?#24418;?#25152;指向的对象并不是被绑架人,而是被绑架人的近?#36164;?#25110;者其他人。这里的其他人,不仅指自然人,也包括单位甚至国家。例如,?#24418;?#20154;出于政?#25991;?#30340;,绑架身居要职的国家高级官员,然后向政府提出种种不法要求等,此种情形下的对象就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者某一单位。
(?#27169;?#23458;体特征之比较
  关于绑架罪的犯罪客体,大陆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绑架罪侵?#20613;目?#20307;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17]这种观点被称为“简单客体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绑架罪侵?#20613;目?#20307;是复杂客体,?#27492;?#20154;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18]
  笔者认为,从大陆刑法的规定来看,绑架罪既然是一种目的犯,该罪所侵?#20613;目?#20307;就不应当是单纯的人身自由权利,还应包括财产权利或者其他法益在内。但由于大陆刑法规定的绑架罪之目的并不确定,既可能?#25250;?#32034;他人财物,也可能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提出其他非财产性的不法要求。由此所决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是绑架罪必然侵?#20613;目?#20307;,而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利益则仅是绑架罪可能侵?#20613;?#27861;益,而犯罪客体必须是实施?#25345;中形?#25152;必然而不是有可能侵?#20613;哪?#19968;种社会关系,所以,笔者主张,就大陆刑法规定的绑架罪而言,绑架罪的犯罪客体应是简单客体,仅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与大陆刑法不同的是,我国台湾刑法规定的掳人勒索罪要求?#24418;?#20154;在主观上只能是出于勒赎的意?#36857;?#22914;果出于其他目的,例如政?#25991;?#30340;等,而实施了掳人?#24418;?#30340;,不能论之?#26376;?#20154;勒赎罪。所以,我国台湾学者一致主张,掳人勒赎罪之条款所保护之法益相当广?#28023;?#35745;有财产法益、生命、身体与自由等法益,惟以财产法益与人身自由为重点。只不过,从目的?#24418;?#20043;观点出发,我国台湾刑法界把掳人勒赎罪当作财产犯,我国台湾刑法典也?#21069;?#25523;人勒赎罪作为侵犯财产法益的一类犯罪加以规定的,因此,我国台湾刑法典中的掳人勒赎罪侵?#20613;目?#20307;是复杂客体,其中,财产法益是刑法保护的重点即大陆刑法理论中所?#26723;?#20027;要客体,人身自由法益则是?#25105;?#23458;体。

  那么,绑架罪的犯罪客体以人身权利为主要客体还是以财产权利为主要客体更适宜?或者,换言之,两岸刑法典对于绑架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归类,哪一?#25351;?#20026;合理呢?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国?#19968;?#32773;地区刑事立法侧重点如何的问题,但它?#35789;?#21009;事立法模式科学与否的一种?#20174;场?#31508;者认为,绑架罪由于其所采取的手段?#24418;?#26159;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24418;?#36825;?#20013;形?#33267;为?#29616;兀?#19988;往往伴随有杀、伤?#24418;?#22914;勒索不成而“撕票?#20445;?#25110;因惧怕日后被害人告发,为湮灭罪证而?#27604;?#28781;口等等,手段至为残忍、恶劣,?#29616;?#21361;害公民人身权利,扰乱社会秩序。鉴于绑架罪这种?#29616;?#30340;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大陆刑法以人身权利作为该罪的主要客体,比起我国台湾刑法以“财产权利”作为主要客体而育,更加符合刑事立法的宗?#36857;?#22240;为,对生命的关注应重于对财产权益的保护,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发展的?#36739;?#21644;趋势。例如,联邦德国刑法所规定的绑架罪,犯罪客体也是复杂客体,但?#35789;?#20316;为“自由罪,规定于妨害自由罪章之中的,可见其保护的法益重点所在。

三、两岸绑架罪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之比较
  对于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大陆学者主要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主张,绑架罪虽然是绑架和勒索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两个?#24418;?#30340;结合,但考虑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36857;?#24212;?#21592;?#23475;人是否被绑架、偷盗而丧失行动自由处于犯罪分子的实?#25163;?#37197;下为准。因为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刑事立法的宗旨也是突出对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24418;?#20154;为勒索财物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实施了绑架?#24418;?#25110;偷盗婴幼儿的?#24418;?#20063;就是将被害人掳离原地,移置于其实?#25163;?#37197;之下,即为既遂。如果?#24418;?#20154;已着手实施了绑架或偷盗?#24418;?#30001;于被害人的反抗以及?#24418;?#20154;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被害人掳离原地的,则属于未遂。至于?#24418;?#20154;疏于?#35789;兀?#20351;被害人乘机逃脱或被绑架者、偷盗者的?#36164;?#21644;有关组织解救以及?#24418;?#20154;勒索财物或者提出的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是否实现,均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绑架罪由于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绑架?#24418;?#21644;勒索财物?#24418;?#25110;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24418;?#30340;结合,因而如果?#24418;?#20154;的绑架?#24418;?#34429;然已经实施完毕,但由于?#24418;?#20154;意志以外的原因,勒索财物的?#24418;?#25110;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24418;形词?#26045;,则应成立绑架罪的未遂,而不能是既遂。[19]
  而我国台湾刑法学界则认为,掳人勒赎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21592;?#32465;架者是否已经丧失行动自由,处于?#24418;?#20154;的?#30423;?#25903;配之下为准。若?#24418;?#20154;出于勒赎意?#36857;?#24050;将被绑架者架离原来处所,而t于其?#30423;?#25903;配下,则为本罪的既遂。至于被绑架人的?#36164;?#26159;否?#21202;招形?#20154;的勒赎批示而交付财物,则与本罪的既遂无关。换言之,掳人既遂则本罪既遂,至于?#24418;?#20154;的勒赎意图是否得逞,则非所问。[20]
  笔者认为,两岸刑法学界的上述看法都有其不尽合理之处。就大陆刑法典的规定而育,绑架罪实际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基本构成的绑架罪,另一种是加重构成的绑架罪,即大陆刑法第239条第1款第2档规定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对于加重构成的绑架罪来说,自不发生犯罪未遂的问题,只有出现了法定的加重结果或者具有了法定的加重情节,犯罪才告成立,如果未发生法定的加重结果或者具备法定的加重情节,则不能论之以绑架罪的加重构成犯。?#28304;耍?#25105;国台湾学者也是持赞同的意见。[21]而对于基本构成的绑架罪来说,笔者赞同大陆学者的第一种观点。这是因为,尽管绑架罪的客观?#24418;?#26159;一?#25351;春系?#30340;?#24418;?#20294;绑架罪这?#25351;春?#22411;?#24418;?#19982;抢劫罪的?#26149;閑形?#36824;有一定的区别。众所周知,抢劫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手段来达到?#24418;?#20154;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绑架罪由于存在着两?#25351;春?#24773;形.一种情形是绑架?#24418;?#19982;勒索财物的?#26149;希?#21478;一种则是绑架?#24418;?#19982;提出不法要求?#24418;?#30340;?#26149;希?#24182;且,绑架罪的?#24418;?#20154;在主观?#31995;?#30446;的并不是单一确定的,而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一定要象抢劫罪那样,以?#24418;?#20154;犯罪目的的实现作为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的标?#36857;?#19968;方面使得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难以统一于所有的绑架案件中,从而有违形式逻辑规则;另一方面也与绑架罪的构成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绑架罪的各种实?#26159;?#24418;不相吻合。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基本构成的绑架罪来说,应以绑架?#24418;?#26159;否实施完毕作为区分绑架罪既遂与未遂的标?#36857;?#22914;果?#24418;?#20154;采取暴力、?#36130;取?#40635;醉或者其他方法,使被害人置其?#30423;?#25903;配之下,列属绑架罪的既遂;反之,如果?#24418;?#20154;虽然已经着手实施绑架?#24418;?#20294;由于?#24418;?#20154;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被害人于其?#30423;?#25903;配之下的,则应论之以绑架罪的未遂。
  至于我国台湾刑法典中规定的普通掳人勒赎罪,由于台河刑法典明确规定该罪的犯罪目的是单一的“意图勒赎?#20445;?#22240;此,普通掳人勒赎罪与台湾刑法典中规定的强盗罪在构成特征的表?#20013;?#24335;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客观方面,两罪都表现为一?#25351;春?#22411;的?#24418;?#21363;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方法?#24418;?#26469;实?#20013;形?#20154;非法获取财物或者财产?#31995;?#19981;法利益的目的;而在主观方面,?#24418;?#20154;都具有确定的单一的犯罪目的即非法获取财物或者财产?#31995;?#19981;法利益。对于强盗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我国台湾刑法学界的通说主张以?#24418;?#20154;犯罪目的实现与否,即?#24418;?#20154;是否非法获取了他人的财物为标准。那么,对于表?#20013;?#24335;与之完全相同的普通掳人勒赎罪,为什么仅?#26376;?#20154;?#24418;?#26159;否实施完毕为标?#36857;?#33267;于?#24418;?#20154;勒赎财物目的是否实现则在所不问呢?因而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界的上述观点?#26723;?#21830;榷。普通掳人勒赎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同样应当以勒赎财物目的的实现与否作为区分的标准。如果?#24418;?#20154;虽然已经实施了掳人的?#24418;?#20294;由于?#24418;?#20154;意志以外的原因,?#24418;词?#26045;勒赎财物的?#24418;?#25110;者勒赎财物的目的未能达到的,不能以普通掳人勒赎罪的既遂论处,而只能作为普通掳人勒赎罪的未遂处罚。

四、两岸绑架罪刑罚适用之比较
  对于绑架罪的处罚,大陆刑法第239条规定,犯绑架罪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我国台湾刑法典对于掳人勒赎罪的处罚则规定:犯普通掳人勒赎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28784;?#32780;致人于死或者重伤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普通掳人勒赎罪而未遂的,应受处罚;预备犯普通掳人勒赎罪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犯普通掳人勒赎罪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

  从?#23777;?#20197;看出,两岸对于绑架罪都规定了较之其他普通犯罪更重的法定刑,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且对绑架罪?#21450;?#24773;节轻重设置了不同幅度的量刑档次。不同的是,大陆刑法典对于绑架罪所规定的法定刑按从轻到重的?#25215;?#25490;列,而我国台湾刑法典?#26376;?#20154;勒赎罪的法定刑则?#21069;?#20174;重到轻的?#25215;?#25490;列,这?#20174;?#20986;两岸立法机关对于绑架罪处罚的不同态度,我国台湾地区?#26376;?#20154;勒赎罪的处罚比大陆刑法更为严厉和强硬。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中的普通掳人勒赎罪并?#35805;?#25324;故意?#27604;?#30340;?#24418;?#21644;致使他人死亡的结果的内容,对于普通掳人勒赎罪法定刑的规定未免过重,有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之虞。此其一。其二,我国台湾刑法典对于普通掳人勒赎罪的几种未完成形态,即犯罪未遂、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在掳人勒赎罪的法条中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大陆刑法分则对于包括绑架罪在内的所有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都是针对犯罪既遂形态加以规定的,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处罚。则依据总则?#21335;?#20851;规定,由司法机关?#20204;?#22788;理。显然,大陆刑法典的这种立法模式较之我国台湾刑法典的做法,更符合刑事立法简明、精炼的要求。但是,这种简明、精炼应当以确保刑法条文内容具体、明确以及保证司法统一为前提,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27604;?#35201;求。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刑法典对普通掳人勒赎罪的各种未完成形态的处罚在法条中予以明确规定的作法,?#26723;?#22823;陆立法机关借鉴。其三,大陆刑法典对绑架罪的处罚规定了财产刑,而我国台湾刑法典?#26376;?#20154;勒赎罪所规定的法定刑则没有涉及到财产刑。就掳人勒赎罪在我国台湾刑法中的规定来看,掳人勒赎罪在我国台湾刑法典中是一种?#29616;?#30340;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24418;?#20154;绑架他人并不仅仅是为了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而是为了勒赎财物,也就是说,掳人勒赎罪是一种贪利性十分?#29616;?#30340;犯罪,而罚金刑等财产刑在惩治和防范贪利型犯罪中的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台湾刑法典?#26376;?#20154;勒赎罪财产刑规定的付之阙如确是一个缺憾,这从一定的侧面暴露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长期以来不随杜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作相应修改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21335;?#20195;色彩。

注释:
[1]参见肖中华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32602;?#20013;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32602;?#19979;),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3]参见?#21592;?#24535;主编:《新刑法教程?#32602;?#20013;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9、607页;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与适用?#32602;?#20013;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页。
[4]参见林亚刚,贾宇:《绑架及相关犯罪的?#20613;閭教幀罚?#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页以下。
[5]参见高铭暄等编:《中国刑法词典?#32602;?#23398;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
[6]参见王振兴著:《刑法分则实用?#32602;?#20840;三册增修本),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6月再版,第737—738页:藤墩铭著:《刑法各论?#32602;?#21488;湾三民书局1995年10月版,第1160页?#33719;?#21073;鸿著:《刑法分则释论?#32602;?#199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2次增订版,第1288页。
[7]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32602;?#19979;)。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8]参见陈正云等组著:《新刑法释义?#32602;?#26041;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499页。
[9]参见严军兴、肖胜喜主编:《新刑法释义?#32602;?#20013;共中央?#25215;?#20986;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0]参见林?#19988;酢?#36158;宇:《绑架及相关犯罪的?#20613;閭教幀罚?#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32602;?#27861;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742页。
[11]参见王振兴著:《刑法分则实用?#32602;?#20840;三册增修本),台海三民书局1994年6月再版。第739页?#33719;?#21073;鸿著:《刑法分则释论?#32602;?#199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2次增订版,第1290页。
[12]参见林山田著:《刑法特论?#32602;?#19978;册),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4月修订初版,第393页。
[13]参见李希?#21462;?#23385;光鞍:《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32602;?#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32602;?#27861;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751页。
[14]会见褚剑鸿著:《刑法分则释论?#32602;?#199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2次增订版。第1290页。
[15]参见褚剑鸿著:《刑法分则释论?#32602;?#199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2次增订版,第1290页;林山田著:《刑法特论?#32602;?#19978;册),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4月修订初版,第393页。
[16]参见李希?#21462;?#23385;光骏:《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32602;?#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32602;?#27861;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2页。
[17]陈正云等编著:《中国刑法通论?#32602;?#20013;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肖中华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32602;?#20013;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18]参见李希?#21462;?#23385;光鞍:《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32602;?#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32602;?#27861;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2页。
[19]参见李希?#21462;?#23385;光骏:《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32602;?#36733;丁?#25509;?#31561;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32602;?#27861;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页。
[20]参见王振兴著:《刑法分则实用?#32602;?#20840;三册增修本),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6月再版,第743页;林山田着:《刑法特论?#32602;?#19978;册),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4月修订初版,第395页。
[21]参见王振兴著:《刑法分则实用?#32602;?#20840;三册增修本),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6月再版,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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